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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事件受到日本及台灣的媒體報導，是在事件發生後的隔天傍晚，也就是1930年10月28日的晚報版面。雖然台灣的報社比日本當局提早掌握到這個消息，然而他們卻立刻受到當局的限制，無法即時刊登該事件的內容。除了報導之外，記者的行動也受到限制而無法隨意進行採訪，同時台灣的報章雜誌也受到了更嚴格的檢閱。有關霧社事件的所有資訊一開始就受到當局的限制與管理。
由於對事件相關的資訊控制與報導檢閱，使得圍繞著「大日本帝國的汙點」──即霧社事件的資訊變得相當偏頗及不足，因而導致眾說紛紜的情形變得更加嚴重，反而引起更多傳言、解讀以及各種論述的出現。與霧社事件相關的這些「敘述」，可說是內地人（日本人）、在台日本人、本島人（漢族系台灣人），以及其他族群或其他國家，以他們各自的立場去詮釋霧社事件而產生的。
換言之，當時各種族群所表現對於霧社事件的看法，很鮮明地反映出其意識形態、問題意識以及觀點。在事件發生之時，他們如何理解霧社事件？所欲敘述何種故事？我們可以透過分析當時的報導內容，來釐清日本帝國與其殖民地台灣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台內地人所描寫的「霧社物語」──正義文明部隊vs.凶惡野蠻族群
在當時大量提供霧社事件相關報導的媒體，莫過於台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個報導（10月29日晚報，但實際發行日期為28日傍晚）與隔日（29日），報上使用「蕃人」、「加害蕃社」等字眼，然而在30日之後便一律使用「兇蕃」這一名詞。從此之後在《日日》上，便以代表正義使者的「日本警察與軍隊」與野蠻勢力「兇蕃」之間勸善懲惡的結構來敘述報導。這就是近代國家日本領有台灣以來，媒體不斷創造出「文明對抗野蠻」故事的變形，而且這些故事的結局每次都相同，近代文明必定會獲得勝利（然而霧社事件比總督府所預測還要長期且悲慘）。在「霧社物語」中，「兇蕃」被描寫為一個典型的野蠻族群──他們雖然接受「教化」，不過他們內心最深層的地方總會有不被「教化」的部分，而這次的事件便是由於野性大發而發生的。
從日本總督府在《日日》上所敘述的「霧社物語」之中，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受到矚目的並非是事件的領導者莫那魯道，而是花岡一郎與二郎，尤其是關於一郎的報導都具有一種虛構性。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們兩人的人物設定正符合了在台日本人所想要看到的「文明對抗野蠻」的劇本。花岡兄弟所扮演的角色是，接受了高等教育卻無法完全泯滅其野性的「蕃人」。在《日日》10月29日關於說明霧社蕃人的文章〈霧社蕃在蕃社中比較溫順〉中可看到花岡一郎的名字，在此花岡一郎被介紹為「到霧社方面赴任時，大部分的內地人幾乎受到他（花岡一郎）的照顧」。到了30日也可看到「師範學校出身的花岡一郎並非首謀」這一則新聞，這意味著霧社事件發生當時，在台內地人誤以為花岡一郎是主謀。即使了解到事件的主謀是莫那魯道，花岡一郎與二郎的自殺卻變成了如同「武士切腹」般的故事（例如11月11日晚報）。花岡兄弟的存在，令在台日本人感受到恐怖，也就是「即使徹底進行教化，原住民在內心深處是否仍維持著野性？」的恐懼感。這種恐懼感，使得在台日本人（尤其是以總督府為中心的殖民體制）下定決心要進行鎮壓，直到消滅「兇蕃」為止。
日本的霧社事件──娛樂及政爭
在殖民母國日本關於霧社事件的報導，也強調了有關「蕃人」的異國情調。然而相較於台灣島內的報導，日本的報導更加強調衝擊性與戲劇性。其媒體報導與台灣大致相同，事件的第一個報導也是從28日晚報開始，只是媒體所受到的干涉比起台灣少了很多。在這些報導中大多強調台灣的「蕃人」、「突如其來」地反抗這一點，例如《東京日日新聞》28日晚報的報導標題中可看到「突如」這兩個字，而其他報章雜誌也都強調「突然」、「沒想到」之類的字眼。這意味著日本在霧社事件之前，台灣的存在幾乎已遭到遺忘。日本之所以「升格」為帝國，是由於透過馬關條約獲得台灣這塊殖民地而成功的。並且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軍隊與台灣「蕃人」的糾紛而產生的。此後「蕃人」一直是象徵殖民地台灣的符號。霧社事件的發生，讓日本人重新回想起殖民地台灣的存在，也讓他們重新「認識」了台灣。
那麼，日本人如何重新認識台灣？霧社事件發生之後，大量的媒體記者從日本蜂擁而至，他們的報導內容與其說是探討事件的真相，不如說是描寫他們的「台灣島冒險記」，以有如報導文學似的筆調描寫日本警察及軍隊與「蕃人」之間的戰鬥。這些文章中所蘊含的對立結構，與台灣媒體所呈現的「文明／野蠻」的二元對立相當類似，然而這些報導是針對已習慣發展成熟的媒體報導方式的日本讀者，因此其描寫手法相當誇張並具有戲劇性，甚至連松竹電影公司都計畫拍攝事件的經過，這些現象都顯示出當時日本媒體對於霧社事件的態度。他們就如同欣賞一部電影的心態，觀望台灣「蕃人」被討伐的故事。
然而，日本國內媒體的報導重點在11月8日前後開始轉變，由報導事件的情況轉變為追究責任，批評日本政府（民政黨）與台灣總督府的「蕃地政策」。這是由於此時「討伐」工作已即將告一段落，報導式的新聞已不夠新鮮。日本媒體的關心焦點逐漸移轉到責任問題，也就是在日本政界，霧社事件也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籌碼，重新再度被消費。報導的重點幾乎都在於最大在野黨政友會對於執政黨立憲民政黨的批評。而令人玩味的是，在野黨政友會與台灣民眾黨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獲得許多資訊且其觀點與眾不同，因而在鬥爭中位處比較有利的立場。
除了事件經過的報導與責任追究之外，更為令人矚目的是與台灣「蕃人」相關的報導忽然大增。根據日本學者松永正義的調查，1930年11月到12月之間，在日本發行的報章雜誌中相關台灣「蕃人」的文章共有19篇。這些文章都是呼應霧社事件而撰寫，並且內容主要是介紹台灣「蕃人」的風俗習慣，其內容缺乏歷史的考證，只能看到「出草、砍頭」等迎合讀者好奇心及充滿異國情調的文章，作者並站在文明人的立場，於其中添加過度恐慌的情緒以及同情「兇蕃」的態度，使內容更為戲劇化、八卦化。例如1930年11月4日《讀賣新聞》上刊載的散文〈悲壯的兇蕃〉之中，對於「蕃人」寡不敵眾的情形描寫「只能衝進去，最後『玉碎』的心情，便讓人感到可憐」，同情在日本帝國的近代武器之前完全失去反抗之力的「蕃人」。
整體而言，日本的媒體將「霧社事件」敘述為一種突發事件，而後又被利用為政治鬥爭的籌碼，同時將「蕃人」形容為「可怕又可憐的傢伙」。
台灣人所看到的霧社事件──階級與民族之間
無論在日本或台灣，日本人在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之中，描寫野蠻的「蕃人」形象總是充滿著恐怖、同情、憐憫、親愛等感情。然而在日本人所敘述的「霧社物語」中，除了被誤殺的兩個人之外，幾乎都沒有看到台灣人的影子，當然也不會出現他們的聲音。然而，在台灣島內占約九成的台灣人並非對霧社事件沒有任何感受或抱持沉默，當時他們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素有「台灣人的喉舌」之稱的《台灣新民報》，在1930年代初期的報導上可看出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被刪除的空白部分比比皆是。除此之外，由於霧社事件的報導而使得《新民報》的檢閱更加嚴厲。然而，在霧社事件相關的文章裡，文字之間流露出對於同樣處於殖民統治下的「蕃人」的聲援，同時以相當諷刺的筆觸描寫原本應「非常現代又文明的」日本部隊為鎮壓事件而卯足全力的樣子。例如11月15日的報導〈兇變的經過〉寫道「而該社頭目毛那你達奧，依然不肯降服，決心頑強的抵抗軍警隊。故至今雖是經過兇變發生後的二個星期，持有強大實力之軍警隊，還不能全滅反抗的蕃人」。在《新民報》上所描寫的事件，其故事結構為具有強大力量的日本帝國欺凌弱勢族群的「蕃人」，與日本媒體的敘述方式截然不同，也凸顯出在這個事件中台灣人的觀點。
事件發生了數週後，《新民報》也開始檢討事件發生的原因。由於當時《新民報》的基本思想為社會主義之故，其分析也偏向於強調勞役問題，指出酬勞不公與工作內容過於艱苦等問題，同時從日本媒體轉載的文章也由經濟層面批評日本政府與總督府的殖民政策。例如他們所轉載的〈蕃害記〉（原《朝日新聞》刊載），文章指出原住民被迫下山從事製糖會社的工作，並描寫酬勞偏低的情形，這些情形可說是與台灣農民的處境相互重疊。
然而，台灣人並非是單純地將霧社事情當作經濟問題來看待，而是對於這個事件抱著錯綜複雜的心情。他們與日本人一樣，將「蕃人」視為「野蠻」、沒有文明的族群，不過因為霧社事件中他們呈現出非常團結、強烈的抗日精神，對已幾乎放棄武力抗日的台灣人而言，一方面是值得讚許的行為，另一方面又讓他們感到愧疚。不過對台灣人而言感受到最大震撼的是，日本帝國與台灣總督府對於「蕃人」的態度。台灣總督府全力發揮其權威投入所有的武力，甚至使用了在國際社會上禁止使用的毒氣彈，只是為了鎮壓「蕃人」。總督府的這種做法讓台灣人聯想到已被帝國消滅的北海道愛奴族，也想像到如有一天台灣人發動抗日行動的結局。《台灣新民報》在1931年1月1日的版面上進行了讀者意見調查，其中一個問題是「您認為『蕃人』的未來將會如何?」。關於這個問題，有幾個人回答「跟北海道愛奴族一樣將會遭到消滅」。這些答案所顯示的是，台灣人看清了在日本帝國這個強大力量之下，弱勢族群可能所遭遇到的命運。應該可說，不少台灣人深感恐懼及焦慮，認為霧社事件的結局或許是預告了自己的將來。這些感受也許讓有部分台灣人了解到團結的必要性，而也有一些人認為需要更重視自己的文化。
此外，有部分的台灣人由於霧社事件的發生，重新了解到「生蕃」的抗日力量，開始思考與他們合作。在此之前，台灣人與「生蕃」之間其實很少有交流。這種情況的背景，當然也與總督府的管制有關，不過台灣人內心深處也存有對於「生蕃」的歧視。而霧社事件發生之後，台灣的極左派分子開始思考與「生蕃」的合作，他們是台灣共產黨的部分成員。由於他們的思想極左，所以受到日本當局相當嚴格的監視與控制，幾乎沒有任何行動力。但是也因為極左派的立場，使得他們了解世界上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與情況，可以想像出全球性的橫向聯繫。這種觀點也可以在現今中國大陸左派人士的評論中看到，所以極左陣營能夠想像得到超越國境，夢想著一種烏托邦的存在。
在霧社事件發生之時，隨之也突顯出了日本帝國內各種族群的思想及意識形態。各個族群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霧社事件」，以自身的立場利用這個事件，以自己的方式消費這個事件。然而在日治時期之中，很少有人發現霧社事件在歷史脈絡中存在的內涵與意義。這是由於不久之後日本帝國所帶來的軍國主義掩蓋了一切。霧社事件在歷史脈絡中的內涵以及在日本殖民史中的重大意義，一直要等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得以受到重視。
◎作者簡介
橫路啟子
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日文筆譯組畢業，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輔仁大學外國語學部日本語學科專任講師，現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日台文化研究、日中比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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