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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徵證所稅案自引爆以來，迄今約兩個月，已發展成政爭態勢。5月9日新聞報導，執政黨國會黨團剛在程序委員會要求暫緩復徵證所稅列案，引來總統關切，隨即與行政院、立法院聯繫，表示證所稅的內容可以討論，程序則不要阻擋，希望儘快列案。另一方面，此案在社會上亦形成對立，贊成與反對者壁壘分明，相持不下，而復徵案可能有多達七、八種版本，其中，財政部版招來贊成派與反對派交相指責，在兩方面皆無法獲得支持。
如果以政府上回（1989年）復徵證所稅案進展行程相對照，自開始起算，至實際開徵後一年正式宣告失敗，臺灣經濟和社會磨合期長達兩、三年，如今才不過兩個月，案子剛走到立法院門口，已經每步都步履蹣跚，相較之下，本次甚至比1989年那回的推動更形坎坷，往後還有兩年以上的磨合期，本案不知如何收尾，臺灣的資本市場不知如何承受？
復徵證所稅，立意高落實難
本案的「量能課稅」、「賦稅公平」理想，無人可以反對，可是，為何有如此崇高理想，目標落實卻如此困難？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在臺灣，前已有過兩次失敗的經驗，分別在1974年與1989年。如今，時隔四十年，在兩黨政治之下，執政黨再次嚐試推動復徵證所稅，這回，則引發了一場執政黨內的政治風暴，瀕臨政爭邊緣。
在中國歷史上，北宋王安石的變法（1069-1076）與本案非常相似，都是立意非常崇高，目標雷同－既要健全國家財政，又要租稅公平正義。王安石一方面要增加國庫收入（以應付北宋龐大的外交經費），另一方面則要「抑兼併，濟貧乏」要「錢平」，就是要平均分配所得，平均財富分配，讓有錢人多繳點稅。他的目標用現代白話來講，就是要實行「量能課稅」與「租稅公平正義」。
王安石變法中關於租稅方面的創新，包括要對商家課徵營業稅，要對農戶課徵所得稅，也要人民設稅籍，向政府申報繳稅，要商家設帳簿記錄，政府也隨時派員稽查登記人民的財產，盤點牛羊豬雞存貨，彷彿他讀過21世紀臺灣的「稅捐稽徵法」與「所得稅法」、「營業稅法」，王安石是財政學大師，卻遠遠脫離當時的現實。王安石被稱為「拗相公」－不肯聽勸，不肯認錯，別人愈反對，他愈決心施行。北宋與王當代出了很多歷史名人，包括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父子三人、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全部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因而形成新舊黨爭，最後北宋也為之覆亡。
王安石變法失敗，印證了孟子說過的一句話：「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光光高舉道德善良的大旗，並不足以成為政策，光光有行政部門（倉促）推出來的法案，還是不足以實現租稅目標。
增稅如拔鵝毛，政策眾鵝皆反
復徵證所稅為何一開始就陷入後退不能，前進乏力，版本五花八門，吉凶難卜的局面？除了人的因素（包括主其事者的性格和協調、溝通）外，就事論事方面：首先，未能辨別證券市場分初級（發行）市場，和次級（交易）市場，在證券發行市場上，例如IPO時課徵資本利得稅，稽徵確實，稅基確定，也符合量能課稅原則，打擊面限縮（每年可能受影響的人數真的會在一、二萬人間）。至於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課徵，那是另一番景象，有點像有個政府跑到澳門賭場去宣布贏1,000萬的人課個50萬稅應該沒問題吧？結果是，話還沒講完，賭場上的投資人跑了一半，從後門開溜。
在證券交易市場上，證券交易所得稅是機會稅，投資人中有人贏大部分輸，要找出百分之二十贏的人來課稅，就要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也必須履行申報、被核課、租稅舉證等等納稅義務，輸的人必須自證自己輸才能獲得清白。有人比喻徵稅猶如拔鵝毛，在這種情況下，眾鵝皆反，那百分之二十的贏家很容易趁亂開溜，更何況，十年來股價指數事實上無法證明有所謂的證券增值，在申報時，光那前三後五抵扣（證所交易損失），就足以讓徵納雙方吵成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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