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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舞弊先天上具隱密性，外人不易得知，不過，根據美國舞弊查核師協會（ACFE）的「2012年全球舞弊報告」（2012 Global Fraud Study）估計，企業內部舞弊的平均損失可能高達其營業收入的5％，此比率若用另兩項標竿相對照，可突顯出企業防患內部舞弊的重要性：企業一般估列「應收帳款」的「呆帳損失」為營收的3％，「呆帳損失」屬企業外部營收的漏損，內部的漏損（舞弊）卻可能大於外部，焉能不既攘外又安內？此外，臺灣有許多高科技企業自稱「茅山道士」（毛利率為營收的3％到4％），對這些道士們而言，若能徹底杜絕內部舞弊，則茅起來到八到九都變成可能。
四階段除舞弊 預防重於一切
企業如何防患內部舞弊？首先，必須針對舞弊案的發展過程分成四個階段實施防患，即：預防（Prevention）、阻止（Deterrence）、偵測（Detection），和調查（Investigation）。「預防」旨在強健企業內部環境體質，以提高免疫能力；「阻止」與「偵測」則在企業內部已出現警訊（Red Flags），和不正常的訊息，猶如已聽見一聲槍響，從而去找尋一把槍管冒煙的槍，此時，無論「阻止」與「偵測」大都由企業內部人士，例如內部稽核或其他主管人員進行，也有可能即聘請外部鑑識會計專家、舞弊查核師進行偵測。「調查」則由外部機關發動，或由企業聘請外部鑑識會計專家、舞弊查核師進行調查。「調查」比起「偵測」，其專業性和司法特性更高一層，無論蒐證或約談，都更重視其「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在程序進行中，也更講究「司法」或「法務」性。
無疑地，預防重於一切。早在20世紀中期，美國白領犯罪行為科學和鑑識會計都已蓬勃發展，Donald Cressey的「舞弊三角理論」（Fraud Triangle Theory），建構企業內部舞弊行為三要素為機會、誘因（或壓力）和行為合理化。其中，「行為合理化」此項屬舞弊者進行舞弊行為前，必須先行說服自己：舞弊為合理行為，例如，公司或老闆對其苛薄，要報復，另外，取之不傷廉，亦不傷恥等。不過，時序進入21世紀後，與普世價值觀質變的情形相比，此項要素已形同舞弊者「找藉口」或「事後辯解」。與舞弊形成有關的要素因而可修正為供給面要素和需求面要素，供給面要素即企業內部所出現的機會，讓舞弊者認為，舞弊行為可以得逞，甚至於不會被發現；需求面要素即舞弊者個人的需求，或者誘因（如奢華生活條件）或者壓力（如私人財務壓力）。
因此，在企業內部裡，「舞弊」猶如市場，有需求也要有供給才得以成交。若能有效消除供給，亦即消除企業內部任何可能出現舞弊的機會，則企業內部舞弊無由發生；若能有效控制供給，儘可能地減少舞弊者可趁之機，企業內部舞弊亦將降至最低。
舞弊重損營收 預防效益顯著
根據美國Kroll公司與《經濟學人》合作調查全球企業內部舞弊2011年12月報告（Global Fraud Report）指出，企業為防患內部舞弊的努力，符合成本效益效率原則，亦即所投入預防內部舞弊的成本，遠低於不做防患所發生的舞弊損失；相反地，企業發生內部舞弊，必須怪自己，不做舞弊防患努力的企業愈來愈容易受到傷害，事實上，該調查全球一千二百餘家中大企業中，有四分之一的受調查企業稱，內部舞弊讓它損失了10％的營收。
令人驚訝的是，企業內部預防舞弊的成本，並非所費不貲。歸納起來，企業在下列四方面的預防措施所做的努力，包括：一、實施健全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二、健全企業內部文化，實踐道德倫理守則，由企業高管提倡並以身作則；三、慎選新進員工，對全體員工實施認識及防止舞弊的教育訓練；四、設置密告舉發熱線。對於臺灣眾多的中小企業主而言，上述各方面措施在例常經營上並非重大成本，尤其是以身作則，只要肅己，無關乎員工人事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則必須面對壞消息：中小企業發生內部舞弊的機會相對超高，而每舞弊案的損失則不低於在大企業裡發生的內部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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