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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兩黨領導人連戰和胡錦濤2005年在北京歷史性的會晤，啟動了兩岸冰山的溶解，其膽識與貢獻遠超過諾貝爾和平獎。
2008年5月馬英九接任總統，立即抓對時機，展開直航，縮短了半世紀以來兩岸空間、時間及人心的阻隔，其對能源、環保、人心安定、兩岸交流的良性影響，不可低估。
三位領導人，十年內在兩岸關係的歷史方向盤上，留下了他們的航線圖。
剛接任為經濟大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既面對美、日等國空前的挑戰，但也掌握了開拓新領域的機遇。一個大機遇即在接任之初，就向全世界及全球華人示範：果斷地對兩岸關係，沿著連胡馬的航線，做出與時俱進的修正，乘風破浪，再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黃年倡議的「大屋頂中國」，正可視為一個新航程的藍圖。
如果習、馬二位領導人在三年內合寫兩岸和平新頁，這會是21世紀中國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
（一）「中國結」不是死結
當22年前（1991年）的春天，台北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時，做為研究委員之一，我寫過〈不再分裂的中國〉一篇短文，摘引二段文字：「當前的中國是分離的、對立的、分歧的；當前的中國人是分散的；一邊有地理的中國、歷史的中國；但沒有民主的中國、現代的中國；另一邊則建立了現代中國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雛形。」
接著又指出：「這就是1990年代初期錯綜複雜的『中國結』─分離而不能永遠分裂，對立而不能永遠敵對。但這不是個死結，因為當前的中國有一點是一致的：北京與台灣都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不能獨立。中國只有一個，中國應當統一。」（註：其他研究委員尚有丘宏達、金耀基、馬英九、宋心濂等） 22年過去了。兩岸之間有過數不清的、公開的、不公開的討論會、訪問與交流。他們的貢獻也許只能概括為：多了些交流，少了些誤判。
（二）「大屋頂下的中國」
除了經貿往來，兩岸其他領域進展緩慢。台灣這邊當然出現過不少企求「突破」僵局的建議，從沈君山教授的「一國兩治」、陳長文教授的「一國良治」、蕭萬長先生的「共同市場」、黃年與曹興誠二位的「統一公投」、張亞中教授的「一中三憲」、謝長廷先生的「憲法一中」，再到另一極端的二位前總統的「兩國論」及「一邊一國」。對這些想法，對岸基本上是不做積極回應，對台獨傾向則嚴厲譴責。
此刻出現了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兩岸交流架構，且在時機上恰好呼應了中共先後二位領導人胡、習所稱：「兩岸關係要做合情合理的安排。」這就是《聯合報》總主筆黃年論述多年所形成的「大屋頂下的中國」。引用作者自己的解釋：
在大屋頂中國下，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中國，二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國， 同屬「一個（大屋頂）中國」，亦即「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中國」。
不能低估這69個字。它是作者20餘年來長期撰述社論的成果。黃年先後提出過具有創見與巧思的「筷子理論」、「屋頂理論」、「杯子理論」、「渡河論」、「統一論」到「連結論」 、「目的論」到「過程論」、「台灣海峽是斜的」、兩岸「新新三句」等（頁23參閱《天下文化》總監吳佩穎編製的「大屋頂中國時代演進簡表」）。再審察兩岸最近情勢及可能的變數之後，他出版了這本應當受到海內外讀者重視的書。
黃年在2萬字「前言」的後半部，歸納出「大屋頂中國說帖二十條」，逐條辨析及解讀各種可能產生的利弊。譬如：
（1）有了「大屋頂中國」，就避免了「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疑慮。
（2）對台灣，減少台獨的內耗；對大陸既減輕「防獨」的承當，又減輕「促統」的負荷，更免於「承諾的陷阱」。
（3）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是一部分的中國，可使台灣人民的「中國」與「中國人認同」，得到成長與發展的著力點。
（4）兩岸面對當前「統不得，獨不成」的處境，「大屋頂中國」減輕了雙方的政治壓力。
（5）當「民主台灣」提升至「民主中國」，其「中國」是「求同」，「民主」是「化異」。
就台灣人民來說，最大的存疑或許是：北京真能有那種大格局、大氣魄接受中華民國為「民主中國」嗎？黃年呼籲北京要珍惜台灣今天在民主政治及歷史文化上的成就，不可持強凌弱。在當前「特殊情況」的現狀，中共要展現出對文明應有的高度，對歷史應有的器識，這是「中國」給世界的示範。
當前的「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昂然地站在世界舞台上。美國新國務卿凱瑞，11月下旬在參院提名作證時說：「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應全力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不必彼此敵對，限制了很多問題上的合作。」
存有眾多利益衝突、國情不同、制度懸殊的美國與中國，還必須力求避免「彼此敵對」，「兄弟情誼」的大陸與台灣，當然更要相互照應、彼此合作、共同整合。我自己是多麼地希望：雙方不再存「誰吃掉誰」的疑慮之心，卻擁有「誰來幫誰」的急切之情。中共當局自會估算，在兩岸協商中，是要與國民黨，還是要與民進黨打交道，才比較容易取得共識。
黃年敏銳地道破：過去兩岸在試探及協商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在「不承認」，因此現在改善的答案在「承認」。「大屋頂下的中國」即是要「承認」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
近半世紀兩岸都以「不」來表達政策。1979年蔣經國總統提出三不政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2000年陳水扁接任總統時提出「四不一沒有」。2008年馬英九接任總統時宣布「不統、不獨、不武」，以後又增加「互不否認」「互不承認」。總之，台灣的心態是不趕路、不急進、不冒險，不得不「步步為營，面面俱到」（陶百川先生語）。
沈君山教授是當年另一位國統會研究委員。這位對兩岸關係用心多、用情深的才子學者，在1990～1992年間，曾與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有過三次長談，與鄧小平常有交往。他在2004年指出：「台灣的圈子，本省人強勢，外省人弱勢；大中國的圈子，大陸強勢，台灣弱勢；世界的圈子，美國強勢，中國弱勢。一個圈子裡，大的、強勢的容讓著小的、弱勢的，才能團結融合。」
因此，大家在等著看，和平崛起的中國，是否已有足夠的自信，接受台灣的新稱呼？
研究領導學的西方學者常提倡一個論點：領導人要投入最多心力的是：「創造新機會，不是解決舊問題。」進入第二任的馬英九總統，如果真能完成「大中國屋頂」，那麼他在歷史上就會是一個大功臣，既解決了舊問題，又創造了新機會。
（三）落實「合情合理」的安排
當北京接受「民主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國」對等的稱呼時，「大屋頂」架構就產生了大突破。這一過程不容易，但不是沒有機會，因為我認為「大屋頂下的中國」：
──這個說帖有說服力，有邏輯性。
──這個架構，有彈性，有包容性，也就有可行性。
──這個理論，前後呼應，兩岸共利。
或許是巧合，「大屋頂中國」的倡議，完全符合去年11月中共18大政治報告中，「面對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兩岸政治關係，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如果把「大屋頂中國」勉強譯成英文：China Under one Roof Expanded，以便縮寫成CURE，它就變成了破解兩岸停滯不前的「藥方」。那不也是很巧合嗎？
或許有人建議把原先的「大屋頂下的中國」頭三行字改成： 在「大中國」屋頂下， 中華民國是「島嶼中國」（Island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大陸中國」（Mainland China）。
如果這樣的對等稱呼更中性，更有機會被接受，相信倡議者也樂見其成。
歐洲的烽火，在經濟共同體的運作下消失了；兩岸的領導人過去半世紀中，曲折不前；2005年連戰的「和平之旅」啟動了良性互動，2008年馬英九的直航與ECFA簽訂，終於「曲直向前」（星雲大師的話）。
如果「民主中國」被接受，它也就可以淡化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代對「中國」一詞的醜化與切割，以及修補台灣輕易地把「中國」一詞送給對岸的解釋權。
面對僵局，任何方案不可能無懈可擊，在不完美的各種方案中，設法找出一個相對可以為各方接受的架構。「舊思惟」中無法產生「新格局」；正如「舊地圖」中找不到「新航程」。黃年倡議的「大屋頂中國」架構，為兩岸提出了新格局與新航程。
（四）出色的公共知識分子
這位得過台灣所有重要新聞評論獎的作者，20年來一直自勉要做憲政改革的守門人、黑金政治的批評者、兩岸關係的尋岸人。在所發表的社論及七本著作中，他已經遠超過一位公共知識分子能盡的言責。但在一個言論自由又充斥民粹、在政治民主又極度泛濫的台灣，宛如當前歐美社會一樣，再好的「言之成理」的建議，也都難以變成公共政策。這是美國得過三次普立茲新聞獎的佛里曼的感歎，是否也會是黃年的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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