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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柏老告別了他所熱愛的世間，也告別了這個曾經折磨他、淬鍊他卻沒能讓他屈膝的國家。在濟南路長老教會的教堂中，我看著他的遺照，追懷他的一生，想到他在《柏楊回憶錄》〈尾聲〉所寫的詩句「孤鴻不知冰霜至，仍將展翅迎箭飛」，彷彿仍看得到他在一九六○年代以一枝健筆對抗白色恐怖統治機器的種種，想到他以雜文針砭時政、展翅迎箭飛的身影，內心充滿尊敬、感激與不捨。
柏老是亂世中的知識分子，類似葛蘭西在《獄中劄記》中所推尊的「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強調一個知識分子不能僅以知識分子的專業為榮，而必須通過實踐，參與社會改革，為弱勢階級而與宰制階級抗鬥。柏老的一生，正是這樣的寫照，特別是在一九六○年代他展開雜文書寫的那十年之間，面對著極權的統治機器而秉筆直書，渾然不知（也可能是不懼）於統治機器最後的壓制──這樣的良知與實踐，放在白色恐怖年代沉靜死寂的時空之中，更顯其身姿的高貴和孤絕。
柏老追思會的教堂在濟南路一段，柏老曾經服務的《自立晚報》在他被下獄不久從保安街移來濟南路二段，從一段走到二段約莫十來分鐘，如今柏老與自立俱已離開。《自立晚報》倒閉了，原址蓋了新大樓，柏老也離開了，只留下曾在威權夾縫中揭開的一線天光，還鑑照這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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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老以雜文名世，他的雜文書寫，開始於一九六○年五月在《自立晚報‧副刊》開闢「倚夢閒話」專欄。這個時候的《自立晚報》在保安街，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報，但已經開始發展出「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獨特論政風格，發行人就是台灣政壇大老吳三連，而柏老此時擔任《自立副刊》主編，員工薪資菲薄，因此柏老開始雜文寫作的動機，相當直接，他後來回憶，說他當時開設專欄，撰寫雜文，「只為了免於饑寒，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最初只談一些女人、婚姻之類的話題」，倚夢而閒話，專欄名稱就暗示了內容。
不過，這個時候也正是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正在向蔣介石索討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聯合包括《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在內的台籍政治精英籌組新黨的階段。五月十八日，雷震與吳三連等展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全台串連；九月一日，「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宣布將成立「中國民主黨」，三天後雷震隨即被捕下獄，《自由中國》停刊──這個事件，促使柏老開始萌生以文字延續《自由中國》理念的想法，他的雜文開始走出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後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並發展出了他對中國文化相當深刻的「醬缸」論述，從此開始了透過雜文「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的文化批判。
這也許是個巧合，《自由中國》是一九五○年代抗鬥蔣氏父子法西斯統治最力的論政刊物，雷震曾是蔣介石在大陸時期最倚重的高級幕僚，最後卻以反蔣而遭蔣介石親批公文指示而下獄；《自立晚報》是一九六○年代之後最主要的無黨無派的政治報，柏楊曾是蔣經國系救國團的紅人，最後卻因為在專欄中揭舉警察統治的種種不當，同樣遭到叛亂指控。雷震與柏楊，和蔣氏父子之間的恩怨關係，可說是一九六○年代初始與終結的指標性事件。雷震案的發生，標誌了一九五○年代蔣介石政權政治高壓的極致；柏楊案的發生，則標誌了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掌權統治的開始。而雷震以政治改革觸怒蔣介石，柏楊以文化批判觸怒蔣經國，這豈非巧合？
但與其說這是巧合，無寧說這是一種選擇。雷震為了追求自由民主而甘於鼎鑊，柏楊則為了針砭「奴才政治」而寧受獨夫折磨。兩人一前一後，應該是因為他們在追隨兩蔣的過程中，看到了獨裁政治和威權文化的不堪，而決定以匹夫之力，割捨趨附可能帶來的富貴，面對強權，說出真理。
在雷震和柏楊的著述和言論中，沒有省籍的區分，只有自由與人權的思慮；沒有趨炎附勢、榮華富貴的念頭，只有公理正義的堅持，這使他們「背叛」主子，選擇真理，並因為「背叛」遭到主子嚴懲。柏老寫出「孤鴻不知冰霜至，仍將展翅迎箭飛」的詩句，益顯他和雷震一似面臨選擇之際的悲憤與不屈。兩人都曾擁有最靠近權力核心的位置，卻選擇了站在權力者對向的立場，作獅子吼，這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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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老過世後，我內心感到相當不捨。柏老是我尊敬的文化人，也是我結識三十年的長者。一九七七年他從綠島回到台灣時，我尚是大四學生，他到華岡拜訪史紫忱老師，我與他因此初識；其後他與詩人張香華結褵，我與友人創辦《陽光小集》，經常一群朋友到他住的花園新城與他們賢伉儷暢談聊天，對於我們這一群現代詩壇初試啼聲的年輕人，當時已享有盛名的柏老待我們一如好友，早年他對現代詩並無好感，曾以「打翻鉛字架」譏諷超現實主義詩風。也許因為與香華姊結了婚，了解到現代詩並非全然夢囈；也許因為我們這群崛起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年輕詩人走向的是寫實主義的詩路，他對我們勉勵特多，贊助《陽光小集》，不遺餘力，寫傳統詩的他，閱讀我們寫的現代詩，應該很辛苦才是。
一九八四年柏老和香華姊，受到美國愛荷華大學之邀，一起赴美參加由聶華苓大姊和保羅‧安格爾主持的國際寫作計畫，在美國四個月期間，他以犀利而幽默的言談，風靡僑界，並在愛荷華的一場演講中，做了其後享譽華人世界的「醜陋的中國人」演講。這篇演講稿隔年交我在《自立晚報‧副刊》發表，備受矚目，隨即由我推介給詩人林佛兒主持的林白出版社出版，立即暢銷，不斷再版。柏老在這個階段事實上正為《柏楊版資治通鑑》每月一書而忙碌十分，我們每次上山看他，都能看到他的書房案頭堆積古籍、文稿。此時的柏老，年已六旬有五，仍如青壯之人，夙夜匪懈，著書立論，而不改幽默、活潑，從與他相互來往的過程中，看不到牢獄之災帶來的憤恨和陰影。我聽到最多的，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創發出的「醬缸」論述。這個概念，正是他從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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