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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聽我說一句
珍專訪陳文茜
在成功之後，回到家鄉、回到後山，極度謙遜地把自己擁有的一片雲，放在山的一腳，回饋鄉里，這是這輩的人對時代的致敬致謝。
「啊，我完全承認我老了。」八月午后，在台北巷弄咖啡館裡，我用「怎麼面對老？」這件事，做為與陳文茜訪談的收尾，她毫不隱諱地大談她的「告老退休計畫」。
會問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距離當年書寫《文茜半生緣》晃眼十五年過去，十五年來，我看著她從政黨發言人、立法委員、到媒體人，在這麼長時間中，除非生病，她的容顏幾乎是停駐於時間之外，然而，她的政治處境乃至心境，都有不算小的起伏。
對於老這件事，我們聊得其實滿早，她五十生日那年，朋友開開心心地為她慶祝，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常常不經意想到規畫「銀閃閃歲月」的生活，比方說，到普羅旺斯讀書寫作等等。類似這樣的計畫，於一般人可能是天馬行空，既是夢想當然也是幻想，於文茜，卻是絕對可以著手實行的「計畫」。
病後領悟標
有些事就是做不到
在一般人眼中，文茜當然是有才情的，但才情不足以支撐她大半輩子的積累。對工作、對人生、對「計畫」，她一向紀律嚴明，對人對己都如此。「老」很大部分時候是「別人的事」，即使她一向多病，也從不退讓，靠意志力都能逼著自己一路走下去。
然而，去年一場病，讓她在美國動了兩次手術，返台後，今年在台北還住院四、五十天，「對於自己老了的感覺，格外強烈。」文茜笑著解釋原因，「以前訂定任何人生計畫，從不感覺有可能做不到。」這一次，她的「計畫」因為身體因素一點商量餘地都無，完全不可，第一次，她必須承認，「有些事，就是我們要不到，做不到的。」
她到底想要什麼呢？前年（二○一二）初，她在美認識的一位戰地女記者科爾文（Marie Colvin）與一名法國獲獎攝影師，在敘利亞軍炮轟反政府勢力根據地霍姆斯之役的戰場中殉職。文茜的電視製作團隊特別走訪她的家人，文茜動念，她也要到戰地去，製作團隊也開始跟國際志工團體聯絡，但是，所有的計畫敵不過她的自體免疫系統不容許她完成，她連打個奎寧針都不可能。
戰地不能去，連普羅旺斯都不可得，畢竟她必須處於醫療環境與資源良好的地方。「也好，那我就還是只能困紐約去。」她笑了，「我連房子都不必買了，舅舅在中央公園附近有兩幢房子哩。」然後，再到紐約藝術學校或者普林斯頓、耶魯找門功課修習，她連想修的課都選定了：動物心理學和生死學。
文茜承認，這一趟生病對她改變非常大，但是，除了戰地記者這個新計畫無法落實之外，她的生命節奏並未因此被打亂，她依舊照此前的計畫，好好地為她養的幾隻狗「養老以送終」，好好地把電視節目做到一個階段，「我絕不讓人生平平淡淡。」
更重要的，持續與年輕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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