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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耀明長篇鉅作《邦查女孩》，以透明純淨的文字，描繪壯麗的台灣山林風景。在傳奇式的筆法中，勾勒出溫柔而感動人心的愛情故事，帶領讀者返回七○年代，見證台灣林業興衰的美麗與哀愁。
一座森林，如何成就溫柔的愛情
陳明柔（以下簡稱陳）：讀完甘耀明的《邦查女孩》，最大感想是：非、常、好、看。我認為，這是用一整座森林，來成就一個溫柔的愛情故事。
甘耀明（以下簡稱甘）：編輯說，讀到結局很揪心。其實，我想傳達的是關於生命的告別。
陳：我覺得，這也是從愛情的告別當中，用詩質的語言來寫一個時代的告別，帕吉魯把山留給山，再從山裡走出來，沿路不說「回頭見」，而是說「再見」，這是對時代的離別。
《殺鬼》的議題複雜，有國族、文化認同、新鄉土，文字則是被摺疊起來，讀者在閱讀時要把文字逐一剝開，才能理解背後賦予的多重摺疊的象徵密度。而《邦查女孩》既寫實又傳奇，文字滿溢山林氣息，這是一篇山野傳奇，書寫鄉土的新里程碑。
至於女主角古阿霞與男主角帕吉魯，兩人的身份也極有意思，是互為「轉譯」的對象。帕吉魯患有阿斯伯格症與緘默症，他的語言只有古阿霞能讀懂，而山林的話語，則是藉由帕吉魯轉譯給古阿霞，角色塑造十分有趣，不知道此兩人是否有何原型？
甘：帕吉魯與古阿霞，在某種程度，是《殺鬼》中的帕與拉娃的轉世，彷彿前世今生的襯映。比較不同的是，《殺鬼》中的愛情是躲躲藏藏，而《邦查女孩》中的男女愛情，則是拳拳到肉的真槍實彈。
七○年代，台灣現代化的轉捩點
陳：小說背景是台灣的七○年代，你也將「現代化」的經驗嵌入了小說之中，為何情景選擇此年代？
甘：我在寫作的初期，苦苦摸索如何下錨時間點，總是下不到錨。我最初是將小說設定在六○年代左右，所根據的史實，是摩里沙卡（林田山林場）在民國六十一年發生森林大火，以及日本明治神宮的世界最大鳥居原木由台灣的丹大山輸出，若要符合以上史實，主角古阿霞的年齡會不符小說內在的需求。最後，我決定將時空打破，先不要管特定時空，而是把摩里沙卡融合為台灣山林開發的混和型平台，於是阿里山、大平山都是小說取材對象。此外，取材的歷史事件，也包含中日斷交、中美斷交、中共與美國建交，以及對花蓮後山有重大影響事件，那是北迴鐵路在一九八○年的開通。因此，我最後將小說的時間點，定調在七○年代末。
之所以寫七○年代，因為此時正是台灣走入現代化社會的轉捩點，如十大建設、鐵路電氣化等等基礎設施，經濟上升，加快了山林資源走向潰竭之路。時代的設定，決定小說外在的張力，這個年代的歷史成為小說的「景深」。
重新思索：台灣伐木業的共犯結構
陳：我有感受到小說家藉由扭曲時空的力量，重回歷史現場。小說揭露了台灣現代化的過程，很有意識覺醒的意味，當然這種意識是後設的，二十一世紀的此刻重新去解讀當時。也就是，你帶著二十一世紀的眼光，回到七○年代，在構築小說的過程，也讓讀者理解當時的伐木狀況。例如台灣的林業史，曾經是個共犯結構，政府與業者是集體的山老鼠。
甘：小說家的另一個能力，就是解釋歷史，賦予現代感。若要寫歷史小說，是否要完全遵照歷史？見仁見智。或者，用現代的眼光，帶著讀者去重新認識歷史事件。小說其中一位角色「素芳姨」，擁有現代登山倡導的環保意識，這種概念在七○年代還未普及，如陳明柔老師所言，當時的政府是帶頭砍樹賺錢的「山大王」，哪重視保育。我在小說添入這意識，是從現在觀點切入。
我讀過賴春標先生的報導，他是台灣重要的森林保護者，他找到泰雅老獵人傳說中的棲蘭山「扁柏神殿」。扁柏神殿非常迷人，我小說中「咒讖森林」有一部分便是依此創造。一九八八年，賴春標在《人間雜誌》發表了「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他深入丹大山林區，調查民間木業在兩千五百公尺海拔以上超限砍伐的違法行為，賴春標將此事詢問官員，官員卻支吾其詞。他因此下結論：這是政府與民間的共犯結構。隔年，迫使退輔會刪除了伐木預算。
因此，我對山林環境的關照放在小說，重返當時情境。來自丹大山林區的孫海是個吃素的人，做慈善事業，不過在那個年代，他是靠政府撐腰伐木。當時他從西部來到了小說中的菊港山莊，所講的一席話，代表了伐木工的無奈，以及森林砍伐不得不為的心境。
陳：這種現代感，是小說家帶著文字扭曲時空、重新詮釋的眼光，回到現場。我也發現時空設定中，滲透在小說中意識覺醒的意圖，透露了你凝望台灣當代感的視角。閱讀的同時，也不會有任何的違和感，小說中的情節、角色都十分合理。
透明的文字，純淨的語言
陳：除了賦予意識的再生，回望七○年代來構築小說，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元素是：文字。
把大敘事、歷史事件嵌進小說的時間軸，要好看，卻不匠氣，很考驗功力。而你的《邦查女孩》則擁有很溫柔的故事脈絡，我覺得之所以會迷人，便是在於文字的氣氛。從你過往的作品中，能讀到很詩質的語言，也有俚俗、方言的運用，而新作品中的文字則很節制、很透明，你以往的文字具有多重摺疊的濃稠性質，但新作品似乎在告別那樣的文字風格？而這種語言透明的純淨度，則形成了閱讀流暢度的推進。
甘：完成《殺鬼》之後，我在校稿出版時意識到，書寫風格會干擾某些讀者，閱讀進程會在某些地方會卡住、攪繞。沒錯，這就是風格。如果《殺鬼》重寫就不會寫成這樣了，然而時光無法逆轉，《殺鬼》停在不可逆轉的特殊風格。在寫《邦查女孩》時，我思考要採取什麼樣的風格，如果要與讀者有比較好的溝通，又要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寫了《喪禮上的故事》，那樣比較鬆軟的講故事方法，也影響到我。
《邦查女孩》最初始的文稿，共有四十七萬字，看來十分臃腫。小說完成之際就是另一個苦難的開始，因為要我刪稿，要幫女孩做減肥運動（笑），後來刪到四十二萬字。這過程反覆在哪要刪、哪要留，都是考驗。當我回想《殺鬼》造成的閱讀狀況，便痛快的幫《邦查女孩》削肉。我刪除不必要的枝節，包括將近一萬字的某章節，關於古阿霞與帕吉魯在南橫關山隧道的故事。當時辛苦寫的小說，在最後重新整理時，凡是意識到會卡到的細節，全刪除。
小說太長了，為了與讀者流暢的「溝通」，我也做了一些調整，如分行的方式更細緻，也多增加一些對話，小說節奏該快則快，該停頓則停頓。在主角兩人的動作上，則增加了彼此的「凝視」，因為在《殺鬼》中，動感很強，《邦查女孩》也有動感，但希望能讓讀者有多一點「凝視」的空間。
寫《殺鬼》背景即便是日治時期，我的語言調性仍是很現代感，我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說書人，後設的敘事聲音，可以用一些現代感語彙，塑造閱讀時「時空既遠、腔調又近」的語氣。在《邦查女孩》中，我同樣使用一些現代的詞彙，例如，七○年代不會使用「八卦」這兩字，但小說中，我描述菊港山莊的女性長舌，還是「八卦」比較傳神；小說標題所使用的「PK」，也是現代語彙。我如何考究都無法還原七○年代的氣氛語言，就依照我設定的想法寫，但有個原則，在對話中不要使用現代才出現的語詞，當然也有誤用的。
我另一個敘述策略，則是在某些枯燥的細節，加入幽默口吻，讓小說變得有趣、有彈性。
陳：《殺鬼》的閱讀上，可能會造成遲滯，一座一座的小山丘必須越過，不過也構成了甘耀明小說的旅程，你如同文字的魔術師，讀者必須要很專注，才能把文字打開，看到更多的意象。而你的新作品在文字經營上的節制與刪減，形成了閱讀上流暢的好看，對於小說中山林故事、愛情故事，都是必要的形式，《邦查女孩》的閱讀感受，與《殺鬼》是截然不同。對我來講，新作的語言飽含一種潔淨度、透明感，是小說迷人之處，尤其在描寫山林間，是一種「靜中帶動」的場景書寫。如一開始破題時，古阿霞在木瓜溪說到她族群的神話傳說，山中動物轉變成植物的有趣意象，即便是安靜的森林，也充滿抒情的流動質感。也因此到了結尾我非常感動，讀到某一位主角在休克前的夢境告別，決定離開森林，這一段極度抒情，感動人心。
甘：我的登山導師歐陽台生，對於山林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曾在玉山國家公園做過幾年公務員，後來厭惡僵硬體制，要離開大山之際，內心惆悵，心想可能再也不會回去那個所愛的地方了，於是他從玉山頂花了三天走到塔塔加登山口，沿路跟所有認識的植物、動物、每一個往昔曾碰觸的事物告別，說再見。我聽到這個故事之時，充滿感動，多年後成了《邦查女孩》的結尾旋律。
對於小說中的結局，我思考了很久，所謂告別形式，究竟要怎樣寫呢？後來我採用了比較抒情的方式，跟森林的扁柏們告別，深情撫摸，角色帕吉魯選擇這樣的告別，人對自然多情，想必「青山見我應如是」。
在當代文學中，自我的定位
甘：當時會開始寫作鄉土，我也不清楚產生的動念，或許是因為現代主義小說、酷兒小說、女性主義……等等類型，建立了經典，塑造了一道牆。作為創作者，要有所突破，只好找新題材與風格。不過在台灣，從三、四年級以來，精銳的小說家們都在寫嚴肅文學，我反而鼓勵七、八年級的小說創作者，不一定要硬擠到這舞台，當今的書寫類型很多，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方向。
甘耀明
東海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創英所畢業。曾獲國內多項的重要短篇小說獎。出版《神秘列車》、《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殺鬼》、《喪禮上的故事》等，目前專職寫作，兼任靜宜大學「文思診療室」駐診作家、「千樹成林」與「快雪時晴」兒童創意作文班教師。最新作品為《邦查女孩》。
陳明柔
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教於暨南大學中文系、南華大學文學所、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現任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曾主編《遠走到她方──台灣當代女性文學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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