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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放大，許多外企已把大中華區（Greater China，包含港台）從亞太區（Asia Pacific）獨立出來，自成一區，使得經理人在兩岸三地的商務出差益形頻繁，特別是在上海、台灣和香港這三地之間。
就像把一台電腦拆開，三地各扮演不同的零組件功能，各自分工又能互相合作。
香港就像CPU，是外企的亞太區和大中華區總部所在。儘管這個角色近年受到新加坡，上海和北京的挑戰，但地緣，語言加上專業人才素質，香港仍是首選。來自世界各地總部的不同行業不同語言的指令，到香港後，被翻譯成商業行動方案，迅速下達，就像CPU指揮著電腦的各部件順利運作，一天中可以來回郵件幾十回。
這個700萬人口的城市，每年接待超過4000萬名旅客（包含商務和觀光），以及遠大於自身GDP的金融業務，包含IPO、發公司債和購併。為了確保這顆CPU接下來不會過度負載而損壞，商業結構和地理接近的深圳，已成為分擔它工作量的另一顆雙核心CPU。
上海就像USB介面，任何人來到這裡都可以隨接即用（plug and play）。這來自它過去的租界歷史，以及目前外來人口占比逾六成，多數居民都是外來者，每個人來到上海都能找到和自己背景接近的族群。
但這種相容性也帶著欺騙性，容易讓人低估在上海做事的難度。這裡的高樓數量和高度，直追紐約和東京，業態和人口的多元性也夠，但發展只有20年，仍很生嫩。
許多外企和經理人，帶著原先的經驗來到上海，期待在這裡複製，結果多大失所望。他們需要花更多時間了解上海，而不是反過來；投資回報的時間要預留更長，絕不是立竿見影，做久比做大重要。
台灣就像DRAM，快速存取商業變動中的各種資料。這裡歡迎各種新奇的商業想法，不斷推出新的業態和模式，每隔一段時間再全盤翻新，舊的全部汰換，就像電腦關機後，暫存記憶體裡的資料全部消除，開機後一切重來。
電視新聞最體現這種文化。很少有一則新聞連續上3天，人們必須快速遺忘，以騰出空間接受新的東西進來。原地踏步就是退步，推陳出新才有機會。缺少硬碟的永久記憶體，讓台灣的企業和經理人，經常犯同樣的錯，但在求新的壓力下總能即時修正。牛肉麵、婚紗攝影、泡沫紅茶和晶圓代工都來自台灣，新鮮事物永遠擺第一位，懷舊只是點綴。
在商業上，香港求快，上海要撐，台灣追新。
在三種工作文化之間切換，適應各自的CPU、USB和DRAM特色，可比在上海菜，台灣小吃和港式飲茶之間換口味難多了。
王志仁
《數位時代》總主筆。1994年進新聞業，從事財經、科技領域報導，曾與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茲、英特爾創辦人安迪‧葛洛夫等多位具全球影響力人物對話；多次受邀擔任思科、惠普和interbrand等外商企業論壇及年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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