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ar Wennie,
台灣根本沒有機會發展品牌，過小的市場、沒有國際視野的經營者、低毛利的策略思維，走不出22K的困境。 ～Randy
Dear Randy,
先來說一個真人真事。
事情發生在1970年代的委內瑞拉。貧富差距與毒品氾濫，讓這個國家產生嚴重的毒品與犯罪問題。就如同現今多數國家面臨類似問題一般，當時的委內瑞拉對此束手無策，自幼學音樂的準演奏家荷西‧安東尼歐‧艾柏魯（Jose Antonio Abreu），為了尋求改變國家命運，轉而攻讀經濟博士學位，步上社會改造之路。
成為經濟學者的艾柏魯，並沒有放棄音樂。他發現拉丁民族的音樂天分與熱情，是很獨特的資源。如果孩子能愛上音樂，就會遠離毒品，國家就有希望。他說服這個南美最大產油國，從產油所得中提列基金，在全國各地成立青少年管弦樂團，38年下來，成立超過100個樂團，不但協助30萬貧童脫離毒害，孩子變得愛學習，教育環境也改變了。
研習組織管理的我們，可以看出這是典型的策略管理。問對的問題：如何才能讓社會長期減少毒害？找對的方向：從孩子的教育下手！正確定義組織獨特核心能耐：音樂，尋求與策略目標共利的長期資源，然後堅定往前。
然而，說來總是容易。假想這是發生在我們這個社會，那個出身上流社會家庭的孩子，成為經濟學者之後會做些什麼？開始在媒體發表評論，痛斥政府官商勾結導致貧富差距；外匯政策導致出口失去競爭力……等等。然後成為名嘴，當上民意代表，在國會殿堂上繼續當個評論者。
如果總結台灣這20年來的發展，我們難免要遺憾，這個社會過多的評論者（commentator），過少的實踐者（performer）。然而，這樣的遺憾，也只是另一種沒有力量的評論。
同樣也是真人真事，自幼罹患妥瑞氏症（Tourette's syndrome，一種神經運動疾病，會不由自主產生抽動與發出怪聲）的布萊德‧柯恩（Brad Cohen），從小在老師厭煩、同學嘲笑，連父親都放棄的困難中，將疾病當成老師，「強迫我學習怎麼應付它，同時也給了我達成夢想的自信心。」疾病帶來的孤單童年，讓他決心做個好老師，他不但做到了，而且成為青年勵志演說家與作家（他的著作《站在學生前面》同時被改編成電影）。
柯恩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我們的生命之杯是半滿還是半空。」當我們認為自己的生命之杯是半空，不免就會是個評論者；當我們感覺生命之杯有了半滿，就一定擁有一些力量、一些資源，做一個有行動力的實踐者。
～Wennie
林文玲
《經理人月刊》《數位時代》總編輯長。因為擔任財經記者啟發對組織行為的高度興趣。先後曾任電腦家庭出版集團總經理、遠見雜誌群總經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