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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流行期間，有人感冒了，只要多喝水、多休息，很快就痊癒；有人感染之後成為重感冒，發燒、咳嗽、流鼻水樣樣來；有人卻會因為感冒長期不癒，而引發併發症──肺炎。
感冒在不同人身上的病徵不同；同樣地，金融海嘯對於各國的衝擊，也有程度輕重不同的影響。
一般人都將金融海嘯歸咎於次級房貸的影響，但是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所長楊家彥的觀察，美國房市泡沫破滅和次級房貸就像「感冒」，頂多是「重感冒」，何以會惡化成「肺炎」（引起金融海嘯之意）？楊家彥認為，探討「肺炎」的成因，比追究「重感冒」更重要。
許多人以為，只要解決次級房貸問題，讓房價止跌，就能讓金融海嘯的問題落底，不過楊家彥認為，這有其道理、卻不完全正確。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有6成以上都是民間消費，但金融海嘯的併發症尚包括企業投資虧損、融資困難、裁員問題，已不全是次級房貸的問題。
如同為了治療肺炎，不但要根除感冒的病因，更要解決併發症的問題，因為金融海嘯的影響範圍，已經從金融部門，擴及企業部門和需求部門。所以，解決方案必須不僅讓房市止跌，避免消費者財富過度惡化，更要讓金融體系與企業活動能夠正常運作。
金融海嘯的3大成因
關於金融海嘯的成因，楊家彥提出了3個關鍵因素：
1.信貸債權證券化：讓原本已經寬鬆的資金更加浮濫，將高風險的金融債券體系引進銀行體系。換句話說，銀行體系將貸出去的錢取得債權，之後將債權證券化，再度取回資金。一筆資金可以膨脹很多倍使用，因此貸款的對象通常是違約風險程度高的個人或企業，例如次級房貸。
2.金融創新商品：金融創新商品肆無忌憚的發展，導致風險高的信用債權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透過複雜財務工程，將信貸債權包裝重組成為連信評機構找不出問題的金融創新商品，其中最主要就是債務抵押債券（CDO），並以多樣貌的金融資產呈現——以房貸為主即為CMO（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以企業貸款為主則為CLO（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以公司債為主則為CBO（Collateralized Bond Obligation），乃至於他人發行之CDO的N次方也是其中一種型態。
在市場熱絡之際，這些金融資產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但是可以衍生收益，尤其在資金異常寬鬆之時，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當中。
3.信用違約交換（CDS）：在美國，信用違約交換相當於「我保你、你保他、他再保我」，交易很龐大，將大家串聯起來的連鎖的骨牌效應，造成一家出事，大家全部被牽連。這個金融商品的參與人數很多、市場規模相當大，母公司可以對子公司簽約；相對亦然，甚至連放空的公司也可以簽這種約。
CDS屬於店頭交易市場（OTC Market），但不屬於集中交易市場。根據估計，全球最高的CDS規模達到50兆美元，比全球一年的GDP還要大，一旦出問題，美國經濟當然吃不消。
「若以毒奶粉做比喻，毒奶粉送到各大賣場的貨架上，消費者買到毒奶粉等乳製品吃下去，引發的症狀並不會傳染給別人，但是貨架上（比喻對消費者銷售金融商品的通路）放著有問題的金融商品，衍生的問題不但會蔓延、還會傳染，」楊家彥說明。
3波衝擊對象：金融、產業及需求部門
美國是金融海嘯的源頭，2007年只是次級房貸市場出問題，牽連有些房貸公司倒閉，或對沖基金出問題，但止穩之後，連二房都出狀況，就表示問題比想像中更嚴重。
2008年9月，繼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與美國國際集團（AIG）倒閉之後，各國中央銀行聯手解決金融體系裡的信用緊縮問題，這是第一波金融海嘯最大的影響，隔拆短期利率飆高就是其中一例。
楊家彥認為，各國央行如今已經解決第一波海嘯（信用緊縮問題），各國央行的流動性也已慢慢恢復，但資金尚未流到企業融資市場，企業資金還是很困難，成本很高甚至借不到錢，導致成長衰退、周轉困難，甚至虧損倒閉，最大的影響就是還不出錢給銀行，最後形成惡性循環，造成金融體系更加惡化。
金融海嘯第二波影響的是企業部門，很多企業因為投資虧損造成資產縮小，進而衍生減薪休假、甚至裁員，一旦勞工工作生變，收入出問題，市場的消費力就會趨於疲軟。「經濟衰退與前述的信用緊縮會交互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說，2008年要擔心「通貨膨脹」（指在一段期間內，物價全面上揚的過程），2009年可能要擔心「通貨緊縮」（指在一段期間內，消費、物價、薪資全面下滑的過程，如果時間太長，可能會造成即使物價再便宜都無人消費的惡性循環），」楊家彥指出。
受到第三波金融海嘯衝擊的是需求部門，不只企業有借貸行為，消費者也有類似的借貸行為。以台灣為例，工作有保障時，至少可以用薪水還貸款，如果沒有工作，連貸款都還不出來。
即使一般民眾知道經濟成長率（今年的GDP相對於去年的增加率，是判斷經濟情勢的重要指標）有4%，但這個數字完全沒意義，因為沒工作是切身問題。一名失業人口背後就代表了一個家庭，失業背後衍生的失業家庭總人數通常數倍於失業人口，如果說引發的自殺與犯罪問題，將會是很大的社會問題。
經濟體仰賴出口，衝擊更嚴重
楊家彥認為，對台灣、新加坡與南韓等國而言，由於高度仰賴出口貿易甚於內需，金融海嘯引發的景氣趨緩，所造成的衝擊會比較嚴重；至於中國、印尼與巴西等國，因為是以內需市場為主、出口貿易比例偏低，受到的衝擊就會較慢或較小（以印尼為例，該國金融部門與國際連結度較低，所以較不受金融海嘯影響）。
有人說台灣其實是因禍得福，因為本地金融部門的國際連結程度，不如先進國家連結度高，因此受到波及的程度較低。中國金融部門因為銀行皆為國營，連結程度更低，所以受金融海嘯的直接衝擊更小——較受影響的會是貿易部門，中國的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約4～5成，因此2009年經濟成長率能夠「保八」（保住8%左右的簡稱）就算是值得慶幸。
整體而言，受金融海嘯衝擊最大應該是美國，接下來則是與美國連結程度最高的歐盟。至於日本，2009年可能會好一點，即使衰退，也不像美國與歐盟那麼嚴重。
失業問題，可能導致貿易保護
美國聯準估計這波不景氣要到2010年才落底，克魯曼（Paul Krugman）則說要到2011年。以台灣為例，悲觀的說法已經很多，例如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2008年曾說景氣要看壞3年，「末日博士」麥嘉華（Marc Faber）則看壞美元。
較樂觀的看法來央行總裁彭淮南預測「2009年年中落底」，以及行政院主計處預測2009年經濟成長率為2.12%（保住2%），主要理由可參考各大具公信力的機構（不屬於投資機構或投資銀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目前，對美國經濟成長率最壞的預測，是由IMF提出的-0.7%，即「微幅衰退」。不過，若2008年第四季經濟成長率大幅衰退，2009年第一季也是大幅衰退，那麼想維持微幅衰退，就代表2009年下半年一定要回穩，才可能達到小幅衰退的-0.7%。
而楊家彥也指出，2009年全球總體經濟的關鍵是失業問題，「失業率不僅止於數字的意義，背後還有經濟與政治意涵，例如歐巴馬究竟會不會採取保護主義，以拯救美國三大汽車廠勞工的生計？」
太平盛世時，失業率不重要，加上勞工的聲音很小，大家都會說自由貿易或如何與中國維持友善關係。不過，一旦失業問題惡化，就必須採取相關的保護主義策略，以讓美國汽車業不至於兵敗如山倒。
有人猜測2009年美國失業率將高達10%。2008年12月美國公布的失業率是6.7%，有約1000萬失業人口，若失業率成長到10%，就代表失業人口將達到1500萬左右。加上美國人「儲蓄率低、撫養人口多」的生活習慣，假設1名勞動人口背後有3個撫養人口，1500萬失業勞工背後，就有4500萬名家屬連帶受影響，總計會有6000萬人受波及。
若將這6000萬人平均分散在美國各州，代表每州至少有120萬名。假設民主黨不採取保護主義，這些握有投票權的失業人口，往後就投票給共和黨，進而影響到民主黨是否還能維持國會多數。
就算歐巴馬不處理失業問題，來自民主黨黨內及民意的壓力，也很難讓他全身而退。但是，保護主義的大傘一開，就會讓全球以出口貿易導向為主國家（例如台灣、南韓）情勢會更為險峻。
楊家彥指出，「假使美國採取保護主義解決失業問題，不僅是台灣出口到美國的貿易出口額會直接受影響，一旦中國亦受（美國保護主義）影響，身為中國最大的中間原物料供應者的台灣，對中國的貿易出口額也會跟著受影響，」包括企業裁員或倒閉造成的失業問題，以及其後引發的自殺、犯罪等社會問題，值得關注。
提振內需，各國共同課題
如何把金融海嘯對金融、產業及需求部門的衝擊降到最低，是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課題，「為挽救經濟，提振內需可說是2009年各國的關鍵字，」楊家彥做了這樣的預測。
第一波金融海嘯發生時，美國政府出面對金融機構進行紓困，因此大家比較沒注意到對於產業與需求面的問題，因此現在才將注意力轉移到需求面上。「外貿有太多因素難以掌握，但至少國內消費是可掌握的，」楊家彥表示，台灣政府發出的消費券，可說是提振內需的開端，但效果究竟多少，需要觀察。
根據經建會預估，消費券將能刺激經濟成長率提升0.64%。這個數字必須建立在「消費效果＞替代效果」的前提之下（消費券能否讓民眾增加消費金額，或只是把原本要花的錢省下來，用消費券替代），不過我們其實很難了解有哪些消費券是用於替代效果上，所以，如果消費券對於促進消費的作用很小時，政府很可能流於白忙一場，因為消費券的行政成本（包括印刷、人事與宣傳成本）並並未計算在內。
此外，馬英九政府的「愛台12項建設」也值得關注，公共建設可增加地方就業人口。主計處認為，2009年2月可能將愛台12項建設的預算達成率下修至9成；換言之，要能執行，才不會延宕其增加就業人口及提振內需的效果。
美國政府同樣面對內需問題，這也將使歐巴馬成為2009年全球的關鍵人物，楊家彥說明，原因包括失業問題可能會促使歐巴馬實行保護主義政策，而他是否對三大汽車廠進行紓困方案，也會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目前景氣還是在動態變化中，目前大家都在觀察美國究竟要不要對於三大汽車廠進行紓困方案，如果歐巴馬決定不對企業進行紓困方案，或許是一個長痛不如短痛的方法（亦即不救是短痛，救了反而成為長痛），但是會引起美國很嚴重的失業問題。
假使出手相救，美國政府如何紓困才能到企業道德危機降到最低，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假使企業一旦決策出錯，政府就出面紓困的話，以後企業都不必為了自己的錯誤決策而負責，這牽涉企業道德，政府出手的話，企業負責人會想：「反正政府不敢讓我倒閉」，這樣反而讓企業變得沒有競爭力、市場也沒有效率。政府不能不救，也不能紓困過頭，因此，歐巴馬肩負民主黨的傳統，所以有可能會採取相關的紓困方案。
2009，首要觀察雙D產業
而談到2009年，值得觀察的台灣指標產業與企業，楊家彥則認為是雙D產業與力晶半導體。
目前，台灣一直在討論政府是否該對雙D、營建、運輸等受到不景氣衝擊的產業，推行紓困（bailout）方案？「我的看法是，雙D產業是銀行融資大戶，萬一倒閉、無力還錢給銀行，將對銀行造成巨大衝擊，」楊家彥說，「而航運業的融資雖然不比雙D業者高，但也可能影響個別金融業者，例如官股銀行（例如兆豐金）可能就貸了高額款給中船或華航等官方色彩濃厚的公司。」
花旗環球證券台股研究部主管谷月涵以「森林大火」比喻金融海嘯對企業的影響。美國屬於大陸型土地，比較貧瘠，即使遭受火災，可能也只是表皮受損；而且大火過後的灰燼，還能滋養大樹。美國不應阻止這場市場大火，只要不是毀滅型的淘汰，而是良性淘汰，對於提升企業競爭力，反而有好處，端看政府涉入多深。
「我們並不是活在當下，而是活在漫長的全球化競爭之中，長遠來看，不能為了救當下，而罔顧市場效率和企業競爭力，」楊家彥指出，因此，2009 年值得注意的台灣關鍵指標企業為力晶半導體，證券商當然希望政府紓困，但當事人（力晶董事長黃崇仁）則希望政府不要插手。「不過，我想政府與民意代表一定會處理（對產業紓困），因為這牽涉金融體系的正常運作、提振就業與解決失業等多面向的問題，」楊家彥下了這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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