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湘
群邑台灣分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聯廣傳播集團董事長。銘傳商專會統科畢業。
掌握台灣每年四分之一、超過100億元的廣告預算，被譽為「媒體教母」。曾任民間全民電視公司副總經理、和信媒體傳播事業總經理。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工作上是好強的人。我在廣告界23年，從總機做到總裁，什麼樣的位子都做過、什麼樣的客戶都碰過、什麼樣的難題都解決過，甚至是生死交關的大病（腦血管動脈瘤爆裂、前額葉受損），我都曾經經歷過。所以，對我來說，天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也沒有什麼難事。
這樣的我，受人倚重、被人信賴，因此在同事面前，我是從來不哭的人——只有一次例外，讓我顧不住自尊、也管不了面子地痛哭失聲。那是1988年的事，我進入奧美廣告的第二年。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奧美是廣告人的「聖殿」，是所有對廣告有憧憬和理想的人，一生一定要去「朝聖」的地方，我也不例外。
進入奧美的第一天，我看著色彩鮮豔的辦公室內裝、同事舉手投足間的美式作風，我就知道我來對了，這一定是我可以做大事的地方。所以，在奧美的兩年間，我每天比別人更早進辦公室、更晚下班，拚死拚活地拿下業績第一；即使我比同事都年輕，我也不讓別人因為我的資歷看輕我、否認我的努力。也因此，兩年過去，當我的直屬主管（媒體採購部門主管）離職、公司準備從部門裡升任一位同事時，
我覺得那一定就是我了——因為沒有人比我做得更好、也沒有人比我更有潛力，捨我其誰。
性別歧見下，痛失升遷機會
一個月後，公司頒布了人事命令。他們選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位男同事。又震驚又不甘心的我，透過層層管道打聽我「輸」的原因。我輾轉得知，這個決定來自一名馬來西亞的主管；他之所以挑選另一位男同事，只因為他是「男」的；而他之所以對於我的種種表現視而不見，就只因為我是「女」的。
就在那個當下，非戰之罪的委屈，讓我再也沒辦法抑制我的眼淚。我能理解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以及他們重男輕女的成長背景，但是我一直相信在奧美這樣的跨國公司裡，所有的衡量標準都應該是公平、客觀的。也許我年輕、也許我學歷不高，但是我夠努力、夠求上進，我有比誰都強的能力，我以為這樣就夠了，結果卻不是這樣的。
隔天，我遞出辭呈，因為我再也沒有辦法在不公平的環境裡工作，再也沒有辦法信任公司，再也沒有辦法相信，自己的實力可以超越性別的歧見。儘管當時奧美大中國區的負責人不但口頭慰留我，更寫了長達7頁的慰留信安撫我，允諾加薪三成、並強調會支持我出國念書，但是沒有一個條件可以說服我，我還是選擇離開奧美。
嚴拒部屬請辭威脅，親自率隊完成工作在這之後，我以空降主管的身分加入聯廣，沒想到面臨的是更艱難的挑戰。
那時候，在我下面工作的一群資深小主管，對於我的出現，心裡不服氣，所以萬事都不配合。他們非但不依規定準時上班，還找各種理由推卸責任，甚至密謀在最忙的過年期間集體請辭，用盡各種方法想挫我銳氣。
不過，我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找藉口不願完成的差事，我就自己打電話給電視台擺平；他們算準我在過年時最缺人手，想透過集體請辭要脅我、和我談條件，我就二話不說，立刻批辭呈，一個都不留，因為對我來說，他們不尊重工作、不尊重客戶、也不尊重組織。
我自信能給他們完全公平的競爭環境，他們卻把自己放在工作與客戶之上，這點我無法諒解。如果他們因為賣力工作來向我爭取福利，我一定會同意；但他們不但工作沒做好，還把私人的怨氣出在我身上，這種人我也不想留。
結果，那個冬天，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我頂著總監的職銜，親自帶著幾個新人，
跑遍一個個電視台、報社，除夕夜也不能回家。但是，我一點都不埋怨、不委屈，甚至覺得可以這樣理直氣壯地完成工作，雖然很好強，卻很過癮。至少我知道，一切努力不會因為我的性別而白費力氣。
公平競爭，不看性別、學歷、長相在我離開奧美7年後，當時慰留我的主管主動和我接洽，希望我可以整併WPP集團（全球第二大廣告傳播集團）旗下10多家廣告公司的媒體部門，合組成一家媒體購買公司。我猶豫了一天，決定接下工作，成為傳立媒體的總經理；而這個職位，相當於我當初無緣晉升的奧美媒體總監職位，甚至職權更大，我終於在當初跌倒的地方，重新又站了起來。
這麼多年過去，即使我管的人愈來愈多，我依然堅持用人不看性別、不看學歷、更不看長相，因為我認為，對工作的熱忱與尊重，遠比那些難以改變的事實更重要。我身體力行，希望當年自己含淚離開奧美的事件，不會重演在我任何一個員工身上，更希望這滴我在職業生涯中唯一掉過的淚，從今以後，會是台灣廣告業最後一滴不公平的眼淚。
|
